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这个“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既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也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地处黄河几字弯怀抱的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的沃土和文明的孕育之地,也是各个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为传承不辍的中华文明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提供着丰厚的文化滋养。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黄河几字弯里的青铜文化”,展览定位是以鄂尔多斯及北方长城地带为重心,着重展示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制品和文化交流。展览以时间为线索,以狄—匈奴等活动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创造的物质遗存为主要内容,同时以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汇聚为叙事落脚点,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始终,而展陈中的众多文物及文物背后的故事,体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史实。

一、文物诠释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在“黄河几字弯里的青铜文化”展中,很多文物都蕴含着多元文化因素,讲述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鲜明印证。

(一)虎头形银节约

节约顾名思义,就是在制作马笼头时,将横纵向皮条分别由节约背后的“十字形”穿孔内通过,就可以起到节制、约束、固定这些皮条相对位置的作用。节约一词也由此而来。节约不仅具有实际功效,通常还具有美观装饰的作用。

战国虎头形银节约,银质铸造,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是目前为止规格最高的节约,属于战国晚期的游牧民族所有。整体造型做成了椭圆形的猛虎形象,圆雕立体形,具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在节约的背后有十字形的穿纽,穿纽下方分别刻有“少府二两十四朱”等赵国的文字,这些都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符号。所以说,从节约的卷云纹装饰和赵国文字与猛虎形造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多民族交融、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特征,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书法等诸多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证。

(二)双龙纹金饰片

战国双龙纹金饰片,东胜区碾房渠窖藏出土,为馆藏二级文物。这件金饰片用薄金片锤揲出浮雕的双龙图案。龙重点表现头部,造型似牛头,犄角伸向前上方,尖端略卷曲,躯体简化为铰索状,爪齿锐利,两龙头方向相悖,身体相互缠绕,以成组的平行弧线纹表现翻涌的波涛或腾云驾雾,造型别致,构思新颖。

龙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表现较少的动物题材,它对于探索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构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件金饰片中的龙造型已经具有了东周时期中国龙造型的一般形象,双龙交缠,龙嘴张开,长有回顾式触角。这种传统的中国龙形象形成时间约为东周至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龙纹造型严谨洗练、风格灵动。由此可见,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通过或和平、或战争的交往方式,中原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艺术上都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对黄河流域中心文化产生了回流影响。

(三)虎豕咬斗纹金饰牌

战国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出土。整体略呈长方形,边缘为绳索纹,主体图案是一只猛虎和野猪撕咬时的场面,猛虎后蹄翻转向上的造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堪称草原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作。饰牌的背面边缘处,分别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与“一斤二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的字样,其刻字作风和衡制单位受秦国的影响较大,应为战国时代秦国所铸。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和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和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四)舞蹈纹立耳青铜鍑和舞蹈纹柄青铜刀

东汉舞蹈纹立耳青铜鍑,鍑身上半部分,刻画有一圈栩栩如生的人形舞蹈纹饰,整体略呈口大底小的半球形,圆底,在口沿上设有对称的双耳、底部高圈足以承受鍑体,起稳定作用。多人手拉手构成的舞蹈纹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青海省出土的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内壁就发现了24人手拉手舞蹈的图案。舞蹈纹青铜鍑与舞蹈纹彩陶盆尽管时代和地域相距甚远,但极为相似的文化特征,却显现出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交流的出现。

舞蹈纹装饰图案同样出现在别的器物上,在馆藏中还有一件春秋舞蹈纹柄青铜刀,刀整体扁平、细长,刀背略弧、直刃,刀柄略窄于刀身的后部,刀柄部装饰有九个联手的舞人。从外形上我们判断,它是用于日常生产劳作的有力工具,但是由于刀身花纹精美,尤其是舞蹈纹饰,较为罕见,所以,据专家和学者推测,这柄青铜刀有可能是特殊场合下所使用的器物。

从舞蹈纹青铜鍑和舞蹈纹柄青铜刀这两件器物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形舞蹈纹饰,这样的花纹在当时极为罕见,这样的花纹更是北方草原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这样的人物舞蹈纹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生活场景:辽阔的大草原上,人们围着篝火手拉着手载歌载舞,草原上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而在这祥和的景象之下,又深深地反映出了当时在鄂尔多斯这座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上,各个地区民心相通、民族文化的融合,一幅民族和谐祥和的生活场景。

二、文物背后的故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一)金冠与“胡服骑射”

在展厅中最引人瞩目的文物当属战国时期的鹰顶金冠饰,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唯一的“胡冠”,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造型奇特、制作精湛,不仅是艺术的结晶,而且是权力的象征,堪称艺术瑰宝。一般认为,“胡冠”自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传入中原,在王国维的《胡服考》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又谓之繁冠,古弁字读若盘,繁读亦如之……若插貂蝉及鹖尾,则出胡俗也。其插貂蝉者,谓之赵惠文冠……其加双鹖尾者,谓之鹖冠,亦谓之鵕鸃冠。”《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由此可以推测,赵武灵王乃至两汉时期的武冠,是以“胡冠”为原型加以改造的,最为典型的是将貂尾或鹖鸟尾取代胡冠上的雄鹰,但仍然表示勇猛之意。如今,这件两千多年前北方民族部落首领曾经佩戴过的鹰顶金冠饰,虽经岁月轮转,却依旧金光闪烁,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产物,默默地见证祖国北疆文化的灿烂辉煌。

(二)文姬归汉

在展厅中有一处微缩场景,讲述的就是“文姬归汉”的故事,东汉末年,蔡文姬随父亲蔡邕去往朔方(朔方郡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因她满腹才华,在朔方深受当地百姓敬仰。当时生活在朔方的北方民族,其中以匈奴和羌胡人数最多,蔡文姬与匈奴左贤王结合,并孕育两个孩子,生活了12年,直至公元207年,曹操听闻蔡文姬才华横溢,渴求人才,所以重金请回蔡文姬回归故国。回到中原后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以此来叙述她一生不幸的遭遇。《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一章为一拍,共十八拍,故名《胡笳十八拍》,反映的就是“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

蔡文姬来到鄂尔多斯地区与这里生活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共同生活,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传播到了北方草原,极大地助推了这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友好交往过程中客观上实现了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互信,增进人们之间的了解,实现了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推动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三)赫连勃勃与统万城

展厅最后是统万城遗址复原场景。统万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灰、石英砂、白黏土,类似于现代建筑广泛使用的三合土夯制而成。城色泛白所以被当地人称之为白城子,它是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所建,故又被称为赫连城。公元407年,赫连勃勃以统万城为中心建立了大夏国。统万城始建于413年,竣工于418年,历时六年修建完成。整个城池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又分为东城和西城。西城为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城垣外侧建有马面。统万城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人文旅游价值,它的发现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文化以及当地的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虽然经历了1600年的风雨稀蚀,依然巍峨屹立。

统万城是匈奴留下来的唯一都城和最后的都城。匈奴属于游牧民族,驰骋于草原,逐水草而居,一般居无定所,赫连勃勃却开古人之先例,建设了自己的都城——统万城,将游牧生活固定下来,居“土”而生。是什么影响力让赫连勃勃有了定都的决策?据史料记载,赫连勃勃的父亲曾长期驻守在鄂尔多斯高原,历史上这一地区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自汉朝统一以来,汉匈交往密切,甚至有多次大批匈奴人都归附了汉朝,南匈奴就率部众归附了汉朝,驻牧在鄂尔多斯地区,汉匈长期杂居,两种文化互相交融。中原王朝世代都有自己的都城,赫连勃勃从小受汉文化的熏陶,在其建立大夏政权后,潜移默化就有了建立都城的想法,统万城的建立,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是农牧交错、文化交融、民族融合的集中体现,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又一次进步。

黄河几字弯里的青铜文化,见证了草原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真实轨迹,承载着东西方不同地域和民族间交流与交往的成果,是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王京琴

(王京琴,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团体会员单位、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青铜器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