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和杭州市临平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玉韫良缘——良渚文化精品展”在鄂尔多斯博物馆6号展厅对外开放。当位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走进黄河流域的鄂尔多斯地区,会擦出怎样的文化碰撞之火花?

一、良渚文化的重大意义

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实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在2001年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主要任务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行综合研究。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突出普遍价值,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二、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发现了“黑陶文化遗址”,1938年他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后来,他又将发现的这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以“良渚文化”命名。良渚文化实证了距今5300年到4300年间,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古国,政治中心就是良渚古城。良渚古城于2007年被发现,位于杭州余杭瓶窑镇,总面积达29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良渚遗址群130多个遗址有机地组合为一个整体,浓缩了良渚文化极高的文明成就,成为见证良渚文明的圣地。良渚文化通过先进的稻作犁耕农具、独具风格的黑陶器、精致绝伦的玉器、刻画在陶器玉器上的原始文字、金字塔式的高台土冢、以古城与莫角山为核心的巨型礼仪性建筑基址等,显示着东方古文明的神奇魅力,实证东方文明时代的到来。

三、良渚古城与寨子圪旦石城

几乎与良渚文化同一历史时期,在黄河流域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寨子圪旦石城遗址。

寨子圪旦石城遗址大约距今5000—4200年,位于鄂尔多斯东北部准格尔旗窑沟乡百草塔行政村,地处南流黄河西岸的高地上,东临黄河陡峭的绝壁,南、北分别被小鱼沟及另一条大沟环绕,仅有西部由陡峭斜坡与外界相连,如此险要的选址,使得该石城自然具备了军事防御的功能。经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该座石城略呈椭圆形,南北最长径处约160米,东西最长径处约11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围墙内的中心地带为一祭坛,有一底边长约30米的人工垒砌成的覆斗形高台基址,再向外一周,利用自然坡度垒砌了一圈台基,使主体形成双层覆斗形状。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仅靠一个家族或部落的力量是很难完成如此硕大的石城的修建的。通过现场调查,在该石城的周边还发现了数个同时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因此推断,寨子圪旦石城应该是属于这些部落共同拥有的。

寨子圪旦遗址印证了黄河河套区域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先民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相同步,在这个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由聚落生活方式逐步向城市化迈进,国家雏形开始出现,人类文明曙光开始闪耀。

位于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与位于黄河流域的寨子圪旦石城,尽管地域不同,但却在文化表达上表现出出奇的一致性,充分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

四、良渚玉器与沙日塔拉遗址玉器

1.良渚玉器

良渚文化玉器作为物质和技术的结晶,它承续崧泽文化晚期玉器蓬勃发展的势头,到其早期晚段与中期早段,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器群。它不仅数量众多、器形丰富、工艺先进、纹饰精美、功能复杂、影响深远,而且渗透着宗教、政治、军事、礼制等诸方面的重要内容,与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社会等级的分野、集中权力的形成、礼制的规范化等息息相关。它所深含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良渚文化玉礼器包括琮、璧、钺等,一般出土于显贵者墓葬。其功能已经冲破丧葬功能,尤其是琮、璧等超越人体装饰的特定器形的创制,以及神人兽面图像在玉器上的运用,使得良渚文化玉器有着神灵崇拜的宗教功能和等级划分的功能。

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器物和神圣标志。在外形上,玉琮是由平面和立面组成的复杂几何体。整体呈上大下小的设计,外部为四个外凸的节面,一般为直角折角或弧面,凸面上通常雕刻或繁或简的兽面图像,相邻两个节面间有直槽;内部为中空圆柱体,中心贯通的区域被称为“射孔”。琮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类:镯式玉琮、矮方琮、多节琮(复式节高琮),在良渚文化晚期,多节琮普遍出现,与前两者并存。

神徽像是良渚玉礼器上最鲜明的标志,反映了良渚社会的观念和信仰。主要表现为神人与神兽的组合,神人头戴巨大的“介”字形羽冠,倒梯形面部;神兽重圈大眼,阔鼻,下肢蹲踞,鸟形爪。神徽像也许在祭祀中代表需要沟通的“神”的形象,并被广泛运用于玉钺、权杖等其他重要玉器上。

2.沙日塔拉遗址及其出土玉器

沙日塔拉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沙日塔拉村南。经过对遗址材料的初步分析,遗址年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时代末期。2021年9月至12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有关单位对沙日塔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经过发掘,共发现房址8座,灰坑28个,灰沟2条,墓葬31座,路面2条,灶址1处。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蚌器等,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和人类骨骸等。

遗址地层及墓葬出土的玉器是这次发掘的最重要的收获,不仅数目较多,而且器形多样,制作精细。玉器类型上,有玉琮、玉人、玉璋、玉圭、玉璜、玉钺、玉璧、玉镞形器、玉箍形器。从玉器属性上来看,基本为礼制用具而非实用器具,它们是阶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物质反映。特别是玉琮、玉圭的出现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人与天地的联系,它们成为了古人沟通天地和神灵的媒介。

与良渚文化玉琮装饰兽面图像所不同的是,沙日塔拉遗址发现的玉琮器形外表不装饰任何纹饰,更加显现出质朴、原始的特质。玉琮内圆外方的造型也是古人对天圆地方自然认识和社会形态的反映,证明这时的古人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天地认知和社会制度认知。另外,玉琮出土于一号墓随葬者的头顶,其用途颇具含义,其使用功能可能具备了与良渚文化通天地不同的意义,这也就为探索玉琮文化的传播与使用提供了新方向、新材料。

一件玉琮,将分属南北两个区域的文化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的器物,却又各具特点,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孙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团体会员单位、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宣教部主任。